《“文明互鉴·文明互译”百家谈》第三期：“后疫情时代”国际关系研判
本/期/主/题：“后疫情时代”国际关系研判
主持人：姜龙范
天津市特聘教授、天津外国语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院院长、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持词：
随着“后疫情时代”的到来，国际格局面临重大调整，全球化和逆全球化纵横交错的发展动向晦暗不明，但全球经济重心向亚洲转移的态势日趋明朗。在这种复杂的时代背景下，中日韩三国作为东北亚区域的重要经济体，如何在政治、经济、安全及文化等领域推动三边关系实现良性互动和健康发展至为关键。有鉴于此，本期栏目诚邀五位专家学者围绕“‘后疫情时代’中美战略博弈与东北亚安全合作、中日韩三国关系面临的发展机遇与主要挑战”发表真知灼见，为推动东北亚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贡献学者的智慧和力量。
中日韩须尽快恢复经贸和人员交流
教育部中外人文交流基地主任、北京大学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出于控制疫情的需要，绝大多数国家都采取了某种隔离阻断措施，这些措施在阻止病毒传播的同时，也给各国经济带来巨大冲击，中日韩之间国际经济关系也受到严重冲击。据报道，今年1-4月，中日韩进出口贸易分别同比减少4.77%和7.38%。
作为控制疫情比较成功的国家，中日韩在恢复经济方面有着巨大的优势。三国不仅有条件加速国内经济的恢复，也有条件尽快恢复各自的对外经贸关系。如何抓住机遇，早日安全有序地恢复经济是三国政府都在认真思考的问题。
尽快恢复国际经贸关系对于三国都具有特殊和重要的意义。只有恢复国际经贸关系，三国才有可能保住各自在长期交往形成的生产链中的位置，利用各自的比较优势，扩大生产，降低成本，保持和增强自己的企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从中国的角度讲，这样做还有助于缓解来自美国的压力。
然而，要恢复三国间的国际经贸关系，中日韩三国政府都面临一个难题，那就是如何安全地恢复人员交往？对疫情输入的担心导致三国至今在恢复人员交往问题上还是慎之又慎，直接制约了三方经贸关系的恢复和发展。因此，解决人员交往的安全性问题成为三国能否尽快恢复经贸关系的关键。
5月1日，中韩开启了商务入境快捷通道，为这个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条思路。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个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上的解决。为此，我认为，三国政府有必要尽快就签证、核酸检测标准、行前自行隔离时限、健康认证方式、健康保险等问题尽快进行协商，找出妥善处理办法，确保三国人员安全有序的交往能够尽快开展。
签证：三国政府可考虑有条件地恢复颁发商务签证和对原来颁发的在有效期内的多次往返签证恢复生效。条件可包括：持有出发前一定时间内的核酸检测证明、出发前自行隔离时限和购买相应健康保险。
新冠检测标准：三国政府可通过协商规范核酸检测标准，或统一检测标准，或相互承认对方国家的检测标准。
行前自行隔离时限：三国政府可就行前自行隔离时限、自行隔离保证书文本达成协议，以及承诺在追究弄虚作假的问题上，进行合作达成协议。
健康认证方式：三国政府可通过协商统一核酸检测证明的语言、内容及出具证明的医疗单位的资质。
健康保险：三国政府可通过协商就健康保险的内容和金额，以及要求相关人员出行前购买健康保险等问题达成一致。
总之，恢复经贸关系是三国重大利益之所在，要想实现就需要尽快通过务实协商解决面临的问题。
疫情视角下的中美关系现状与未来
黑龙江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学科带头人、三级教授、博士生导师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美关系在历经两年贸易战的基础上又“雪上加霜”，新旧矛盾全面爆发，涉及病毒来源、印太战略（包括台海、南海问题）、经贸技术、人文交流、涉疆涉港、意识形态等极其广泛的议题和领域。
一、当前的中美关系该如何定义
从这半年的形势发展来看，疫情并未改变中美关系的根本方向，而只是在既有方向上加速了中美关系的恶化进程，并使之愈加复杂化。首先，在认知层面，美国认为“中国威胁”远大于“疫情威胁”。其次，在态势层面，中美结构性矛盾已发展到极其敏感的“序位之争”。第三，在实践层面，美国对华遏制可谓全力以赴，重手出击，不顾后果。
鉴于此，当前中美关系已提前发生质变，双方正由“竞争对手”转为“对抗敌手”，由“全面竞争”走向“全面对抗”，正在加速进入一个全新的“实质性”权力转移的关键阶段，其显著特征是美国主动挑起“杀敌一千、自损八百”、无限接近战场上殊死搏斗的残酷竞争。当前中美关系之恶化程度已非“零和游戏”所能描述，实际上已进入“负和时代”（era of negative sum）。
二、未来的中美关系会如何发展
关于中美关系的走势，理论上存在三种可能的前景：一是“战略和解”，这是最好的，但也是最不可能的。二是“战略对决”，这是最坏的，但可能性也不太大。三是“战略脱钩”，这是适中的，但却最为可能。关于脱钩程度，中美“完全脱钩”不太可能，但“局部脱钩”已然发生，未来还会深化。关于脱钩方式，美国会选择避免己方形成单向依赖，或中方相对收益更大的合作领域进行“选择性脱钩”。
基于以上分析，未来中美关系的发展演变存在一个比较清晰的上下限区间，大概率的运行轨迹可能是在“局部选择性脱钩”与“战略对决”之间摆动变化。美国对华政策目标可能是迟滞、阻止甚至打断中国崛起的进程。如果是前两种目标，中美“局部选择性脱钩”可能性较大，但若只能是最后一种目标，则“战略对决”将不可避免。
总之，中美关系已不可挽回地告别了“合作共赢”和“竞合并存”，进入令人悲观的“负和时代”，我们需丢弃幻想，面对现实。同时，中美关系的未来也不容乐观，国家崛起和民族复兴不是敲锣打鼓，也不是请客吃饭，中国需加强战备，涅槃重生。
朝鲜半岛形势背后的韩国政治
复旦大学朝鲜韩国研究中心主任、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
由于韩国境内的“脱北者”团体向朝鲜境内释放反朝传单，引发朝鲜强烈反弹，朝鲜不仅上下动员进行谴责，更采取了一系列强硬举措，包括炸毁了朝韩联络事务所。这一事件的背后，显示了韩国的诸多政治盘算。
总的来看，受冲击最大的是文在寅政府。2018年以来，文在寅政府是朝鲜半岛局势的最大受益者，继平昌冬奥会之后，朝韩领导人四次会晤，并达成了板门店宣言、919军事协议、平壤宣言等一系列成果。共同民主党也因此相继获得了地方选举和国会选举的压倒性胜利，国内政治无往不克。然而，由于文在寅政府在对朝问题上对美国亦步亦趋，造成朝鲜极大不满。朝鲜随即封死了与韩国的交流，造成2019年中期以来朝韩关系无任何进展。
首先，并非文在寅政府努力不够，而是韩国受制于美国太多。获得国会选举大胜之后，共同民主党占据三分之二席位，也正努力在对朝问题上不完全追随美国，而走出自己的独立路线。然而，文在寅政府也知道，从政治架构来看，韩国政治受制于美国太多，在对朝问题上过分“抢跑”是不现实的，无关紧要的问题上显示一下对朝态度是其能做的最大可能，这是最首要的结构性因素。
第二，文在寅政府已经临近尾声，动力意愿不足。多次的政治胜利已经使共同民主党彻底掌控了韩国国内政治局面，新一任总统必然是共同民主党。因此，随着2022年大选的到来，共同民主党内派系斗争日趋激化，无暇顾及朝鲜，也认为朝鲜问题的解决不可能在未来的一年内解决好，而视朝鲜的激烈反应是一种麻烦，希望留待下任总统去解决。
第三，共同民主党内认为朝鲜的利用价值已经穷尽，在朝鲜问题上只会带来麻烦，不再会有新的成果。继地方选举和国会选举获得压倒性胜利之后，韩国民众已经对打朝鲜牌、和平牌感到厌烦。而新一任总统大选较大概率是民主党内产生，只需党内竞争，认为提出解决好经济问题的方案即可，在对外问题上如何处理好中美竞争局面下韩国的发展问题就是最大的胜数，“不招惹朝鲜”成为民主党的共识，韩国版的“战略忍耐战略”呼之欲出。
第四，文在寅政府解决不了这一问题。“脱北者”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其背后是美国、美国军情机构、韩国军情机构、韩国保守势力，以及诸多背景复杂的NGO（非政府组织）。虽然文在寅政府与朝鲜达成的板门店宣言中明确规定不再对对方采取心理战措施，并撤除了扩音器等心战武器，但对于“脱北者”团体却无法采取实质性措施，更无法将板门店宣言具体化，在国会强行通过法案。这些以“言论自由”“人权”为名目的团体动辄以“违宪”为由起诉政府对其采取限制措施。在朴槿惠时代，韩国宪法法院就曾否决过政府干预“脱北者”团体诋毁朝鲜的行动。同样，这些团体也是韩美对朝情报的“白手套”之一，对其采取措施必然会招致军情部门甚至美国的强力回击，导致国内政治出现混乱。
形势如何进一步发展，也要看朝鲜半岛内政的动向。目前，金正恩已经紧急叫停了对韩军事行动，一方面为形势紧张降温，一方面也在给韩国“自新”的机会与时间。文在寅政府也已经发布了新的人事任命，计划换掉对朝事务的三大最高机关首长：统一部长官、青瓦台国家安保室长、国家情报院长，试图通过新的人事任命挽回陷于险境的朝韩关系。未来前景如何，仍然观察朝韩在此问题上的进一步互动，以及国际形势的变化。
中美战略博弈与东北亚安全合作
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教授、博士生导师
美国对华战略表现出主动收缩、有效实力存储的防御性现实主义与主动进攻、极限施压的进攻性现实主义等综合特征。在地缘安全方面表现为：将中国作为地缘政治敌对的最大威胁，将俄罗斯、朝鲜与伊朗作为次要威胁，将伊斯兰国与基地组织下调为更次要战略威胁。当前，美国放弃了对华接触与融合战略，而是快速打造新的权力均衡，持续推进在西太平洋地域的军事优势，试图全方位塑造新的世界秩序。
美国在三条核心战线开展对华围堵：拉住西方盟国共同强势地介入中国内政领域，如新疆、西藏、香港与台湾等地区；高调介入中国的边缘地带，如朝鲜半岛、东海、台海、南海与中印边界问题；外围强化印太战略对冲“一带一路”的推进。美国对华破坏性战略继续衍生，中美关系将面临长期恶化的前景。
中美战略博弈在东北亚地区既表现出主体性，也表现出客体性。主体性表现为中美都在这一地区有着高度的地缘政治的存在及影响，是两国博弈的主场地；客体性表现为中国作为强国的出现已经成为现实，由于中国快速崛起，美国对华政策在今后十年甚至更长时期，正在重新构筑以美国为首的新的区域秩序，周边国家及其他世界列强都在高度恐惧地关注中国走向。中国成为被防范的客体，出现邻国困境、大国困境与同盟困境。
未来决定中国对外政策的方向取决于三个因素：中国本身如何应对，美国对华政策是建设性还是破坏性，区域环境是否和平稳定。
首先，中国需要非凡的外交能力维护核心利益；需要审慎应对与他国的潜在冲突；需要秉持对话开放的多边主义，加强与世界各国多领域合作；同时打造科技创新优势，保持强劲的经济增长，强化开明与创新的现代化国家治理能力是应对美国霸权的关键所在。
其次，要处理好三个三边关系：中俄美、中俄印与中日韩三边关系。中日韩三国一直是东北亚核心鼎力国家，三国既表现出强烈地理性，也表现出深刻的地缘性特征，同时还受历史等因素制约。要采取“联系战略”，深化三边经济和人文合作与交流，对冲政治、安全的矛盾。找出三方彼此之间的内在联系，建立相关的“联系链条”，通过多层次合作关系，构建中日韩合作角色。
最后，中国要管控好中美战略冲突。尽可能延长“和平与发展”的基本战略局面，防止中美关系出现严重失控。要“斗而不破”，要进行多边博弈，提高美国损害中国利益的成本。要客观理性、高瞻远瞩，保持战略定力，避免犯下战略性错误，做好中美“马拉松”长期竞争的心理准备。
后疫情时代中韩关系发展面临的机遇及挑战
天津市特聘教授、天津外国语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院院长、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在短短三个月内，习近平主席和文在寅总统三次通电话，展现了中韩两国守望相助、同舟共济的友好情谊。然而，安保问题一直是影响中韩关系发展的一个短板，“萨德事件”险些导致两国关系破裂。随着中美关系持续下滑，美国正在全力构建“对中国包围网”。作为美国的盟友，韩国无法独善其身，其外交政策始终受制于“美国因素”的掣肘。
一、“美国因素”是影响中韩关系发展的主要障碍
文在寅总统上台后，做出了“不考虑追加部署萨德反导系统，不参与美国构筑的导弹防御系统的立场不变，韩美日安全合作不会发展成军事同盟”的“三不”表态。但近期韩美军方却采取突击行动，向萨德基地运进大量装备并更新通讯系统，导致“萨德危机”再度发酵。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美国决定在亚洲部署新型陆基常规中程导弹，韩国无疑是潜在的部署地点。尽管韩国表示“首尔没有与华盛顿就在韩国境内部署中程导弹进行谈判，也没有讨论过这个问题，韩国不计划部署导弹”，然而这种“三不”表态已不足以打消中国的疑虑。萨德事件重演的后果将更为严重。
二、美国构筑“对华包围圈”，韩国外交面临重大考验
2020年6月，特朗普提出扩大G7，以拼凑更大的“反华联盟”，这其中就包括韩国。俄罗斯明确表示，“扩容”G7峰会是一个错误，因为没有中国，不可能讨论当代世界的所有问题。然而，韩国却异常兴奋，认为这是提升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的难得机遇，文在寅总统更是表示“乐意前往”。韩国这一草率举动，有可能使其卷入中美冲突。
与此同时，美国正在推动建立一个由“值得信赖的伙伴”组成的“经济繁荣网络”（EPN・Economic Prosperity Network），目的是重新编织全球供应链，以打造反对中国的经济包围网。韩国对此颇为纠结，美国却公开为其打气：“一旦中国实施报复，随时为韩国做任何事情”。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韩国外交面临重大考验。
三、韩国的“两端外交”及其对中国的偏见
政治互信缺失是中韩两国关系发展的短板。“安全靠美国，经济靠中国”是韩国外交的战略特点，也是典型的韩国式“两端外交”。而这种战略恰恰源于其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偏见。最为典型的是，韩国认为中国一直偏袒朝鲜，不希望“朝鲜半岛的统一”，韩美同盟是其生存的“保险”。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为了防止疫情扩散，中国政府采取了必要的入境管制和防疫措施，韩国媒体对此颇有微词，认为这是对韩国的“侮辱外交”。韩国社会对中国的偏见根深蒂固，这其中媒体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四、中国的应对之策
着眼“后疫情时代”，中国应充分认识韩美同盟的不对称性，同韩国更加夯实政治互信，共同开拓第三方市场，加速东亚区域一体化进程，同时在涉及朝鲜半岛的重大政治议题上寻求突破，坚持朝鲜半岛“南北并重”的原则，支持文在寅政府的对朝“新阳光政策”。
排版：颜佳颖
审核：周和军 杜树标
2020-03期，总第3期
主编：王铭玉
副主编：田海龙 姜龙范 郭太 刘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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